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不是独立的，都是与前人和同行的影响密不可分的。文学也是一棵大树，每一种文学流派、每一个作家就是这棵大树上的枝与叶，都互相影响，传递着共同的养份。近来我倾向于所有的作家实际上都在写着一部小说这样的想法，这是我在考察了欧洲小说几百年来的演变、美洲文学在本世纪的兴起、中国白话文学的断裂与生长以及日本近世以来的文学史，以及澳洲、南亚、中东、非洲诸地域文学的兴衰现象，可以清理出人类小说在地球大陆各个板块的迁徙和演变。而我的这个想法和视野，也是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较为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翻译过来的外国各大语种的主要作家的文学作品所形成的一种全景观的文学世界地图。这个文学世界地图在我的大脑中已越来越清晰，使我能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2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得失，以及近百年来中国白话文学的几次断裂，从中可以得出中国文学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坐标，从而对自己的写作具备了信心，而这种信心，主要归功于20年来翻译家们辛勤的劳作。实际上，1985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一波又一波的发展无不受着域外大师作品的强刺激与强烈的影响。莫言在谈到他所受到的最大影响的作家是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他将他们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进行了无以复加的赞美，并直接撰文说他只看外国作家的作品。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乔伊斯和福克纳的混杂影响，从而让他发现了他自己的不可模仿的“故乡”，格非和马原对博尔赫斯情有独钟，马原在八十年代的小说叙事革命受其很大的影响。残雪在外国人看来，甚至是中国的卡夫卡，不同的是她只是一个女作家。韩少功对米兰·昆德拉情有独钟，他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发了中国读书界和文学界对米兰·昆德拉的关注热潮。现在看来，近十几年对中国小说家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当推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至于其他一些影响稍小的外国文学大师还有一批。卡夫卡让中国作家看到了文学中变形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完全改变文学观念与叙述形式的力量，使中国作家对文学对人的深度探索再次有了信心。博尔赫斯的几乎是不可模仿的风格却引来了大批学习者，他的小说对中国作家的启发，主要在于短篇小说的形式感、时间与空间的错位与叠加以及对既有的人类各种知识与材料的幻觉性仿写上，让人惊呼“小说居然还可以这么写！”就像我，隔几年我就会重读一篇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每一回都有新发现。马尔克斯对中国寻根文学的影响与催生是巨大的，他那绚丽的巴罗克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不仅启发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和汉语文学的张扬力与活力，还促使他们更多地在自己的脚下去发现民族的神奇现实与历史。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在对极权政治体制与社会的批判之外，还有更高一层的对人的批判与发现，对同样经历过历史创痛的中国作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诘问与要求。
此外，像玛格丽特·杜拉的小说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女作家，无论从女性主义倾向还是小说的优美语言，亦或小说叙述的氛围与格调，都有着启示性的意义。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若没有外国文学的刺激与影响，是不可能出现至少是“寻根文学”以来的一大批优秀作家的。
我只是举了几个作家的例子来说明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化和政治、经济一样，也是从强势文明流向弱势文明，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建国后的几十年禁锢，使得中国作家看不到同时期发展着的外国各大语种的同行们的实践，开放以来补上这一课是必然的。但中国作家肯定是谁也不会只停留在模仿的阶段，外国文学的影响使中国作家有很深的焦虑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如此。不过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些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的出现上又有了一种焦虑之后的狂喜。我们的作家也在奋力摆脱外国作家的影响的焦虑下渐渐发现了他们自己。
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现在处于弱势文明的地位，但却又在急速地上升阶段。这个阶段对于作家来说是大有可为的。上升的年代必然有上升的文学，这种文学仍旧是首先向西方优秀同行学习才会发展。因为现代小说的最新成果肯定在近几十年来的欧美文坛。中国的翻译文学状况很像日本的六十年代：大量地译介外国文学大师的文集与全集，借以刺激本土文学创作之活力。在日本，二十世纪任何一个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有日文译本，在我们很多作家的书房里其实只有几本《英汉双解辞典》的情况下，翻译文学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不怕影响下的焦虑，因为这焦虑之后必是狂喜！
